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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逃离城市中心的“内卷”?

huazhu 资讯 2021-10-08 09:23:38 26 0
艺术和生活都不是在框架内发生和形成的,应该去探讨框架,探讨边界。



作为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青年艺术家,葛宇路的很多作品都在探讨中心与边缘,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在葛宇路看来,这些年,当代艺术和城市生活一样,都陷入了某种“内卷”。而艺术和生活都不是在框架内发生和形成的,应该去探讨框架,探讨边界。



口述|葛宇路

整理|宋彦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那是个被码头文化塑造的城市,挺匪气的。不同城市带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刚到北京时,我不太习惯,不太拿捏得好“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寸感。


这和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武汉夏天特别热,那时多数人家里都没有空调,晚上睡觉闷得难受,武汉人就干脆不在家里睡了。家家户户都睡到了户外,树下、栏杆上、屋顶上、马路边……哪舒服、哪凉快就睡在哪。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六七层高的老房子里。一到晚上,马路上都摆满了家家户户各式各样的床,一下子,整个街区都热闹起来了。按现在的观念,床、卧室都是最私人的空间,但在那时的武汉街头,男人穿着大裤衩,女人穿着睡衣,大家彼此认识,但也没那么熟悉,但各自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就这么敞开给彼此看了。


葛宇路(连爽 摄)


我们这些小孩可高兴坏了,大家从一家的床,跳到另一家的,一张床一张床地跳下去,能跳过整条街。跳到九十点钟,大家都累了,就回到自家床上睡去。第二天早上,大大小小的床都被收了起来,城市又恢复了原样。


后来,武汉搞文明城市建设,老百姓日子也好了,家家户户都装了空调,这景象就彻底消失了。但那种松弛的,没那么多规矩的状态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方式。


大学时,我在湖北美术学院念书。那时,北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武汉没有那么多美术馆、画廊和艺术空间,美院的美术馆也一直没有修建起来。虽然条件有限,但艺术还是要搞,这就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野生的作品。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不在展厅里工作是很困难的,但对我来说无所谓,跳脱出美术馆,艺术可能有更多可能性。


我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可能是从“东湖计划”开始的,这是我的老师李巨川发起的项目。当时,武汉华侨城项目拿下了东湖11公里的湖岸线,用于别墅和高档社区的建设——东湖的一部分再也不完全地属于所有武汉人了。


“东湖计划”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开始的,它呼吁的是一种空间上的平等。2015年,我把北京东湖站的一块公交站牌立在了武汉的东湖里。


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北京和武汉可能是前后脚的发展关系。因此我想把对武汉的城市记忆,通过北京东湖的这种错位感,重新提示出来。


《东湖计划》©宋紫薇



武汉野生的创作状态有它的好处,但“向中心靠拢”几乎是每个艺术家,甚至每个普通人都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怀着对更好的当代艺术环境的向往,我来到了北京,准备考研。


北京有很强的艺术向心力,包括当时的黑桥、草场地,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有很好的集体创作氛围。这就像当年,全社区的人都躺在马路上睡觉,你就也能睡得踏实。独自一个人,再特立独行,也还是躺不下去的。


这是艺术区的好处,它让艺术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集体氛围。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艺术家群体、艺术区又是边缘的,它容易形成一种同温层,让你的活动半径、思维和眼界越来越狭隘,丧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感知力。


我现在住在宋庄,但没把房子租在艺术区里,尽管那里有更大更舒适的房子,更聊得来的邻居。我现在住的地方,是一大片回迁小区,住户都是当年同村或隔壁村的邻居,大家还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在农村时的生活习惯和邻里关系。这里就是立起来的农村。


和他们住在一起,你或多或少地能跳出艺术家的边缘状态,感受到与整个城市的共振。前几天,我的自行车还挂在楼道里,这两天,居委会说不让放了,我就只好把车弄进屋子里。在艺术区,没人管这些,你很自在,但同时,你也容易失掉对政策、社会风向和老百姓情绪的敏感性。对一个当代艺术家来说,建立和多数人的连接是蛮重要的。


即使在考研备考时,我住过一阵子以艺术区闻名的草场地,那也是草场地的城中村,周围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和艺术家们做邻居。


《葛宇路》©张根


念研究生时,我为徐冰老师的《蜻蜓之眼》项目工作过一段时间,每天要花至少8个小时的时间看素材。这些素材都来自网上的监控视频,各种视角、各种空间、各种突发状况的视频都看了,唯一觉得,这些视频里缺少一个视角,那就是镜头里的人望向监视器的视角。《对视》就是这么产生的,我在公共的城市空间里,透过监控,与监控室里的人形成了个人与个人的对视。监控不再是公共性的设施了,它成了人与人沟通的媒介。



研究生毕业半年多,我搬到了燕郊,那是一个比最初的孙河更远离北京城市中心的地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和他当时的生活状态、境遇有关,我也不例外。那段生活经验让我的作品更多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把艺术创作延展到展览馆之外。


和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我搬去燕郊生活,女朋友最初是不同意的。她在城里,我在燕郊,几十公里的距离,有点像“异地恋”了。这期间,很多的不方便和积压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去年,女朋友过生日,我想送她一个礼物,就想到了用最慢的方式送一封情书。临出发前,我查了地图,从我在燕郊的住处到女朋友家,走路大概要七小时。考虑到要制造风,把地上的信吹着和我一起走,慢一点,10个小时差不多。结果根本不是这样,第一次,刚走出七八公里,才到进京检查站就用了七小时,我只好和女朋友道歉。


第二次,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女朋友也说,不用赶生日,一天不行两天,慢慢来,她喜欢这个礼物。于是,我就又上路了。


《情书》©葛宇路


进行“送情书”这个行为时,是我第一次深入到城市的肌理,去和我常走,也是很多人常走的这条进京路产生关联。以往,从燕郊到北京,这段路是家与北京之间的“缝隙”,是被工具化的,也是我们不得不度过的苦难,你从不会有心思关注它。


但当我带着“情书”走上远离高速的小路,一切都不一样了。夜晚,远处的车灯扫过小路,路边的河上飘着一层雾。清晨,草上挂着露珠,信被露水打湿了,吹不动。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早上北京的空气是湿润的。


在生活惯性和效率逻辑下,这段路是难以忍受,并一定会被忽略的。但当你换一种状态和心境,在这条路上产生了互动和情感体验,它对你的意义就不同了。


我现在也说不出那段路在哪里,但如果让我带你去,我能找得到。



这些年,我们感觉当代艺术和城市生活一样,都陷入了某种“内卷”。大家在统一的标准里,同一套语法里去活动,变得越来越晦涩,也越来越无聊。


而艺术和生活都不是在框架内发生和形成的,应该去探讨框架,探讨边界。


去年,我做了一个“葛宇路”同名个展。展览开幕那天,我骑了一辆改装过的能蓄电的自行车去现场,一路从河北燕郊骑到了位于798艺术区的画廊。这一路上存蓄的电能用来提供展览当天现场所需的电力。


展览期间,我每天骑着那辆自行车往返画廊和家,一来一去,60公里。一个展览空间是如何维系运作的?聚光灯点亮的艺术作品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忽略的东西?有时,我们往后退一点,或许就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命题。


《备用电源》©葛宇路


我是今年才从燕郊搬走的,现在住的地方与城里也有三十公里的距离,但逾越了进京检查站,生活方便不少。燕郊检查站跟小区的管控尺度一样,紧跟社会脉动,与北京的状态息息相关。


一个燕郊人,能通过过检查站堵车的时间判断城里的状况,是不是有大事发生。检查站是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屏障,只有过了它,燕郊人和北京人才共享同一个空间,大家才是真正平等的。


疫情期间,我被这道屏障打败了,最终搬进了宋庄。但不管怎样,燕郊在我的生活和艺术中都是重要的一笔。


虽然现在住得离城里更近了,但艺术家的警惕性让我知道,自己依然应该保持一种“边缘”的状态,无论是生活空间上的边缘,社会位置的边缘,还是思维方式上的边缘。艺术创作依赖一种以边缘视角去思考核心问题的工作方式,一旦你进入中心、成为主流,就很容易失去创造力。


在边缘的状态下思考和工作,就能够更加警惕被给定的意义,进而从容地建立适合自己的系统。最后超越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叙事,成为多样、参差但平等的状态。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生态、城市生活,一个健康的状态可能都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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