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地理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曾经阅读过明代罗贯中执笔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多数《三国演义》的爱好者也都知晓，它所依据的史实大部分取自于一部名为《三国志》的纪传体史书。在遥远的公元3世纪，曾经有60年左右的时间（计入汉末乱世之始则为90余年），魏蜀吴三个分立政权同时存在于昔日统一的秦汉帝国的版图之上。这是自秦始皇平灭六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超过一代人时间的大动荡；而它的终结，又成为延续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大分裂的开端。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整个东亚，《三国演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严肃史籍的《三国志》，原因也显而易见：真实历史依据其冷酷的内在法则便宜行事，大众则更偏爱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而三国时代，恰恰是一个局势瞬息万变、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从黄巾军蜂起到“金陵王气黯然收”，短短四代人时间，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几乎以马不停蹄的方式接踵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忠诚与背叛、理想和欲望、生存或毁灭的复杂戏码。其中的某些桥段，例如涿郡桃园中生死与共的传说，又或者赤壁极富戏剧性的攻守逆转，是如此打动人心，以至于后世的人们有时竟会在不经意间遗忘了一项事实：这并不属于传统史家盛赞的那种“治世”；相反，魏蜀吴三国都是从汉帝国的废墟上长出，继承了汉末衰世的“原罪”。

史家带有道德导向的“治乱循环”解释，与大众对传奇故事的单纯兴趣产生碰撞，最终催生出了《三国演义》开篇那句著名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三国时代本身的结局，恰恰证明了“分久难合”——东汉末年的英雄人物们赖以创建其功勋的基础，例如“家族至上”的自保术、有悖于儒家道德法则的九品官人法，乃至不加掩饰的政治机会主义，在一个世纪后反而成为了分割短命的西晋王朝的利刃。使华夏疆土伏膺于同一个严整的政治框架，既须依仗审时度势的风云人物，更有赖于人口、生产力与思想资源的长期累积。

而倘若我们能褪去对于盛衰之变、治乱因果的思维偏执，单纯以欣赏英雄传奇和探访历史空间的姿态进入那个曾经的三国世界，必然会生出更多关于人性本身的感慨。长江三峡川流不息的船舶，与当初东进伐吴的蜀汉水军有着跨越千年的相似性；而洛阳、许昌近郊几座荒凉的城门基址、农田中的古墓乃至石板路上的古老车辙，则是帝国首都曾经气象万千的证据。至于民间崇拜中已然演化为神祇的关羽、张飞，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当初一再更替的名义君主，也折射出一般中国人朴素的价值观：与儒家道德之“忠”平行的“义”。

也是在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探寻中，千年沧桑之变的剧烈与深刻，再度唤醒了我们关于“中国自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思考。鸿沟边的官渡古战场，在黄河改道之后已经没入平整的田野。长江天堑的战略价值，却从古时到现代始终显著。是非成败转头空，而青山依旧在，留存下了史籍曾经记录，又或者遗漏掉的鸿爪雪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