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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北京诗人都去哪儿了?

huazhu 读书 2022-04-27 22:53:53 402 0

2018年冬天,老贺(本名贺中)去探望“退隐”诗人马高明,还在他家中翻到了1986年版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看到这本有着特别意义的“北京诗集”,老贺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当代诗歌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诗人老贺。/受访者供图


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老贺回忆了《诗歌报》1986年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那次大展发表了100多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和宣言,对方兴未艾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一次空前的集结与展示。从那以后,更真实、更生动、更具现代性的诗歌写作,逐渐成为了诗坛的主潮。当然,在这座里程碑上,不乏顾城、食指、芒克、雪迪等一众土生土长的“北京诗人”。


80年代末,老贺在北京开始了诗歌创作。在他的记忆里,虽然诗人在各个地方均有分布,但北京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场域之一,诗歌写作的地域性非常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融成为常态,地域性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将三十年放在三个月里浸泡/多余的时间/从院墙上缓缓坠落”(老贺《六月里的无题》)。


老贺的诗里,时间总是“具象”又“虚幻”,正如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几年,当“北京诗人”的概念不自觉地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一切都恍若隔世。同时,一个疑问也产生了——作为成长地标与时间流淌的“北京诗歌”线索是不是中断了?



《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老贺编


带着这个疑问,老贺从以北京为核心的朦胧诗开始往后梳理。他发现,当80年代全国性诗歌运动开始后,更多的年轻诗人进入了新诗探索时期;90年代,全国各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云集北京。自此以后,因为当代诗歌的渐渐边缘化,“北京诗歌”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先后淡出了大众视野。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早年由北京青年诗人成立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圆明园诗社”等继承下来的诗歌传统,一直在每个“北京诗人”身上自由地延展。


在老贺看来,诗歌创作可以有地理特点,但诗歌不应该有地域之分。如今,仍然用30多年前的方法进行收录,多少是有些对随时光已逝的“北京诗歌江湖”的追慕,但也不失为一种重新开启的角度和方式。毕竟,诗歌才是主角。


朦胧诗之后,谁是“北京诗人”?


1984年夏天,黑大春与雪迪、大仙、刑天、殷龙龙、戴杰、刘国越等一批北京青年诗人成立了“圆明园诗社”。据他们回忆,那个时候圆明园不收门票,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骑车从一零一中学穿过去,夏天的芦苇跟人一样高。福海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阳光照在山坡和芦苇上,仿佛一片野景。


在这里,诗社举办了多场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北京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继70年代末期的朦胧诗之后,“圆明园诗社”以风格迥异的诗歌创作,对诗界产生着影响。



黑大春、戴杰、刘清正(从左至右)与北大学生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留影。/受访者供图


老贺早在80年代便结识了不少“北京诗人”,正是这些诗人和诗,对老贺产生了不限于文字和审美上的影响。读黑大春的诗的时候,他的视觉与听觉生动转换,体验与想象力高度融合,现代汉语抒情诗居然可以这么美妙——“仿佛最后一次聆听漫山遍野的金菊的号声了”(黑大春《秋日咏叹》)。


2020—2021年间,老贺在选编诗集时,注意到了许多曾经被朦胧诗的光芒掩盖的“北京诗人”。他试图串联起这些“散落的珠子”,便确定了三个标准:一是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二是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诗人,三是基本已进入创作成熟时期并且一直坚持在写诗的诗人。


在这个过程中,老贺发现了不少“遗珠”。


“比如宋逖(本名王京生),我对他的诗印象深刻,但以前不知道他是北京人,虽然我们认识。”老贺把诗歌和北京联系起来后,身边的“北京诗人”便一一浮现出来。《北京诗刊》的主编李津兰(诗人守静笃)经常让老贺给诗刊推荐诗歌作品,但其实她自己也一直在创作。作为好友,这样的“打探”也让老贺对他们多了一层了解,随着“收集”越来越多,那些自然地浸染过北京气息的诗歌,也都变得清晰起来。



近期,老贺编写完《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一书。/受访者供图


最让老贺意外的是黄燎原,在他印象里,黄燎原一直在写作、音乐节、画廊之间切换。平时不怎么关注朋友圈的老贺,无意间看到黄燎原分享了一首诗,老贺顺着时间线往前一捋,发现黄燎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写诗。老贺喜出望外,一聊才知道,原来黄燎原14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龙潭湖参加诗歌活动了,而且他的写作最早也是受了诗歌的影响。


“如果不是因为编书,我可能意识不到,原来大家都在坚持写诗。”老贺说。在这部诗集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自成体系。除此以外,诗集还收录了3位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经历虽然短,但在老贺看来,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尚且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如今,继朦胧诗那种集中所有焦点的“诗群”之后,“北京诗人”的创作呈现出了散点状态,没有明显的共同的语言实验和流派,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实践。


“北京诗歌”的精神源头


胡杰的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1995),记录了90年代住在北京西郊靠圆明园附近的村落里的一群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爱情、友情、自我认同的向往和处境,在那个社会发展急剧变动的群像时代,呈现出一番更加个体和私密的景象。



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


那里有湖水、树林和圆明园的废墟。年轻的艺术家们在出租房里安顿下来,买来颜料、画布进行艺术创作。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凑齐每个月的房租,卖画并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甚至还要靠别的手艺来维持生活。他们的作品“先锋”“另类”,区别于传统美学。这在当时并不容易被大众的审美所接受。而这样的现实性,也常常被复刻在诗歌里:“圆明园之兄,你吃了吗/饥饿如虎/提前预约吧:约黑夜,约流食,约三仙岛”(殷龙龙《数量》)。


“北京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的、野生的、自发的,一定有种‘诗歌精神’,将‘北京私人叙事’一路延续了下来。”这成了老贺编写新的《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最自洽的依据。


这种“诗歌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成汉语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便开始在北京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手中传阅,中国现代诗歌也正是诞生于此间。相较于其他城市,北京具有天然的文化接触和艺术启蒙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也牵动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展开,并构成了朦胧诗以后至90年代末当代诗歌的主体内容之一。


如今,北京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从社会性来讲,“北京诗歌”一直发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很多都没有进入作家协会体系,甚至可以说它游离于主流之外。然而,从诗歌生态来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尽管诗歌的叙事语境各不相同,但“独立”的姿态却是一样的。


在老贺看来,诗歌本身应该是孤立存在的,一旦放到社会语境之下,就会产生现实意义,但并不能认为如今的诗歌完全没有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的关联,其实就是“独立精神”。


2003年,老贺在北京创办了“猜火车文化沙龙”,2010年,他又与友人联合创办了“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更多的带有个人创作特征的“独立艺术作品”渐渐被大家发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独立电影、摇滚音乐、当代艺术,等等,其实都是从这条线索里来的,最早诞生的‘北京诗歌’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老贺说道。


语言的尽头是诗歌,诗歌的尽头是孤独?


“总有一天,你会衰老/你生命的车栏已褪色枯朽/你在田野上孤零地散步/手中的花朵滴入疲倦的泪珠”(雪迪《总有一天》)。


2022年1月,北京的鼓楼西剧场迎来了许多久未谋面的“北京诗友”,他们读诗、怀想,并见证《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的面世。这些“虎豹行单”惯了的“北京诗人”,无论是现身的还是隐身的,都共同回答了老贺心中的追问——“北京诗人”都去哪儿了。



上世纪80年代,圆明园举行的诗歌活动。/受访者供图


黑大春虽然仍在坚持诗歌创作,但他几乎到了“超然世外”的境地,处于一种“隐居”状态,干脆连手机都不用。


谈论当代诗歌的生态,避免不了要谈论当下诗人们的创作状态。在老贺看来,从创作的角度讲,诗人往往都是越写越孤独。


“黑大春、多多、杨典等,都是越来越进入到一种孤独里去,面对自身和语言的关系、心灵和语言的关系、用语言和世界相互诞生的关系。”对老贺而言,诗歌语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更像一种行走,有目的地、有到达,诗歌则像舞蹈,不追问去向,本身就是目的。它无限开拓了语言自身的空间,逼近语言深处的极限。”


正因如此,诗歌文本的探索才格外艰苦。坚持写下去意味着进入诗歌语言的世界里,要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走到最后,便是古今诗人都面临过的境地——没有尽头地写下去。



对老贺而言,诗歌语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图·pexels


如今,诗歌渐渐区分于社会性叙事,回归了语言的深度,以及更加个体化和私密化的表达,甚至更加接近诗歌的本质——孤独。


“当然,孤独不是孤僻的意思。”自我的审视以及严格的表达,使得老贺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词语做出解释。


老贺在书中的自述里写道:“诗歌写作就是在一首诗里重新发现每一个词,洗亮每一个词。”他还用诗句里的词,给诗集起了个名字叫《燃烧时间的灰烬》。诗歌再次被点燃,诗人再次被发现——“当时间成为灰烬/身体成为灰烬/不要一点人间信息/此刻,枯木逢春只是一种妄念/只有语言的微光/隐隐敲响/每一个念头上/的睡莲”(老贺《我身体里每天都有一只鸟飞向往生》)。


此外,老贺还介绍了这本选编诗集中最年轻的诗人——90后的瓶子(本名张云平)。“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时代体验所带来的新的创作思维。那些老一辈诗人感到陌生的二次元世界,对于Z世代而言,却是习以为常的经验,他们诗歌里的爱情、生活,新鲜而富有想象力。”老贺说,譬如瓶子的诗作《新身体》——“接受光滑和洁白/接受孤独和绝望/接受生涩和未来/不可知的破碎和每一瞬间的逝去/我总要面对这些疑问/当我说我只是一尊雕塑的时刻”。


当年轻一代的青年诗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对于新诗的思考,以及对未来诗歌格局的思考,便成为了需要一代代人继续传递下去的精神火炬。


其实只要人类文明延续、生活继续,诗歌作为一种文体便不会消失,总有人会进入这样的语言世界,这就是最好的诗歌生态,就像最后一位九叶派诗人郑敏给诗集的寄语:“祝愿他们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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