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魏思孝：乡村都有一个“王能好”

“王能好，山东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他自幼多话，学历高小。他种过地，打过工，会盖房，干过装修，能熟练使用各类农具，不擅用与电有关的器械……王能好死于非命，没有遗言，只留亲人无限感慨。”

《王能好》，作者魏思孝。/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块墓志铭上的文字，连带标点符号，不超过300字。对观者来说，这不过是陌生个体生命终结的一个纪念；但对于墓主而言，这是他一生的概括与总结。或许路过的人可以通过只言片语了解一个人的部分经历，但人们却永远无法知悉，文字所承载的那些岁月，对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重量与意义。

这也是小说《王能好》的结局。故事的主角是个农村光棍，名字就叫王能好。在外打工的他，因为三弟的意外死亡回到了村里。在置办丧事的几天之内，王能好与村中的各色人物产生了诸多交集。

给弟弟下葬、处理弟弟的遗物、卖掉细犬……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努力尝试与同村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系，可不论怎样，王能好似乎始终都是那个被嫌弃的人。

王能好，

乡村浮世绘中的向导

王能好在现实生活里有着一位可以对应的人物，正是作者魏思孝姑姑家的表哥。在魏思孝眼里，这位表哥很有特点。一直以来，魏思孝都希望能够写一篇小说，来讲讲这个男人的故事。

按照魏思孝的写作计划，他可能会在很多年之后再落笔。但表哥突然而至的死亡，让魏思孝意识到，是时候写出那个故事了。

虽然这个人物有原型可以依托，但在此之前，魏思孝并没有和表哥进行过太多交谈。因为“没有人走进过表哥的内心”。

魏思孝说：“我主要通过对他的观察，以及对所见所闻的还原，来塑造虚构人物的形象，王能好身上，其实融合了很多乡村人的特点。”

在动笔时，魏思孝就知道，这个人物的结局只有一种可能——死亡。

起初，魏思孝在设计结尾时，想要写一些王能好死后身边人的反应和状态。

但考虑到叙述视角与结构，魏思孝决定放弃这个想法，转而留下那块墓志铭。魏思孝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宣告了王能好一生的结束。土地之上，留下了记录一个普通农村男性一生的文字。而地下，则永恒地封存了那具不被人重视的肉身。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写作这部小说的初稿时，魏思孝原本打算写七个章节，每个章节代表一天，小说写完，王能好也就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七日。但写的进程中，魏思孝觉得不太尽兴，他说：“我觉得王能好每一天都能接触到乡镇当中不同的人物，实际上，这个主要人物就像一个向导或支点，可以通过他的移动，来描绘乡镇上的群像。”

为了让小说更加丰满，魏思孝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添上了一个乡村人物小传——有与王能好同岁的企业老板，也有村子里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傻子的人……

魏思孝对其中几个人物形象很是满意。其中一个叫做吕长义。吕长义与王能好同龄，成长轨迹却迥然不同。前者出身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后者则成长于农村。而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上市企业的富豪，另一个则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农民。

但在魏思孝看来，虽然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比如面对挫败、孤独时，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坐到一起交心的。他说：“吕长义这个人物表达了我的一种世界观——众生平等。”

电视剧《山海情》剧照。

除此之外，魏思孝觉得对另一位人物王传利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折射出一些乡土社会的境况。在魏思孝的笔下，王传利是个“朝巴”（淄博方言，意为“傻子”），他在自家屋后挖了个鱼塘，不久后，鱼塘遭遇拆迁问题，整个斡旋的过程中，王传利始终都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魏思孝眼里，这与日本成田机场跑道内的农园、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55号街口用马赛克瓷砖拼成的0.3平方米的“赫斯三角”有着共通的价值——它们都属于个体斗争的胜利。魏思孝说，小人物其实也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事，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的行为赋予太多意义。

农村与城市的困境和悲欢，

是一致的

写成《王能好》那年，是2020年，作家魏思孝34岁。彼时，他已经坚持写作十年整。早期，别人介绍起他的代表作，无可避免地都会提到《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也从不避讳地说，书里充满了他的自我表达。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作者魏思孝。

魏思孝把那段时期的作品称作“青年焦虑”时期的小说。与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相仿，《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十八种无聊”。书中的各色青年，在城镇里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而每个故事的指向似乎都很明晰——通往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去寻找自我。

但在最近几年，不少读者发现，魏思孝的作品里，“我”变得越来越少了。他渐渐地把写作的关注点放到自己成长起来的乡村之中。2020年，讲述乡村生活的《余事勿取》与《都是人民群众》相继出版。前者讲述了山东农民卫学金生命最后三天的故事。后者则呈现了村子里各类人群的真实状态，在这本书的豆瓣条目中，编辑的推荐语是“本书是作家魏思孝‘为小人物立传’写作计划的成果”。

《都是人民群众》，作者魏思孝。/受访者供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思孝在回看这两部作品的部分片段时，还是会发现一些过往没有留意到的缺点。所以，在后来创作《王能好》的时候，他都竭力去规避那些不足，并且试着让这部书能在人物特质与乡村图景之间达成平衡。在与该书的责编的对谈里，魏思孝觉得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道：“如果在简历中只列一部代表作，目前来说，那就是它了。但我希望能尽快改变这个局面。”

这三本书在出版之后，也被打上了一个新的标签——魏思孝“乡村三部曲”。但他觉得，有时候，对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的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容易归类。在今年4月末与作家韩东的一次对话中，魏思孝说：“这样归类，对于作品本身，易于传播。城市和乡村，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谋生手段的不同，思维方式多少也有些不同。但宽泛来说，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悲欢离合，是一致的。”

作家魏思孝近照。/受访者供图

魏思孝说，之所以写农村题材，只是因为自己恰好出生在农村，写那里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对于写作者而言，过去的生活经验是一种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局限。他认为，居住场所的不同，已经远没有那么重要了，物质带来的衣食住行只是表面，如果人们的思想和见解仍旧停留在农耕时代，那么我们也只是在故纸堆里打转。所以在去年，魏思孝尝试着写了一部城市女性题材的作品，他希望能突破局限。

写作，

是因为不爱上班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内容转换的背后，也是他们生活变化的体现。

2007年，魏思孝大学毕业。和同龄人一样，他需要面对的，是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他知道，必须得找份能糊口的差事。没多久，他进入一家出版教辅书的公司，负责校对工作。三个月后，他离职了。之后，他又在一家医疗美容医院担任文案，在职的时间，也不过两个月而已。

魏思孝说，之所以写农村题材，只是因为自己恰好出生在农村，写那里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电影《牧马人》剧照

迄今为止，这两份工作，承包了魏思孝所有上班的经历。他说：“我一开始写作，也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上班，那时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魏思孝开始创作自己热爱的文学体裁——小说。

回溯十年前的自觉写作，魏思孝说：“那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所要承担的责任也相对少一些。个体精力充沛，写起来就信马由缰，十分自由。虽然从文学上看，（这）不够成熟，但勤奋、积极地去表达心里遇到的困扰和焦虑，那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辞掉工作后，魏思孝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写作中。/图·pexels

然而，现实与他的预想有差距。他的邮箱里有无数封发出去就再无音讯的邮件，靠写作这门技艺生活，好像很难行得通。魏思孝很清楚，在感到手头有些拮据时，其实有两个选择，要么停下来去补充资金，要么降低欲望、减少花销。于是，他回到老家，过着低成本的日子。他的行为也昭示着，他选了后者。

“写作和生计结合得紧密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可能是这个进程中最大的挑战。”他说，这种状态虽然有些不自由，但和上班相比，还是好一点，“上班的话，会觉得自己更痛苦”。

几年前，他所在的山东淄博推行了一个“签约作家”的政策。该政策签约期为三年，有一定的发表任务，如果达到标准，能够得到每个月两三千元的生活补贴。魏思孝成了签约作家之一。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着自由创作的状态。

魏思孝成为了签约作家。/图·pexels

签约期结束，他偶尔还是会陷入生计的“泥沼”中。因为对他来说，写作不仅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通道，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有时，他会和母亲讲：“实在是不想写了，写出好东西太难了。”而母亲给出的建议却很直接：“找个工厂去上班吧。”

于是，他重新回到电脑桌前去修改小说。这期间，他还是会无数次冒出放弃的想法。他脑海里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你写得还是不够好。”他一边对付着负面情绪，一边和自己产出的那些文字周旋。第二天醒来，他蓦地发现，修改过后的稿子，确实令自己更满意了一些。

魏思孝看过不少作家的访谈，在那些人的口中，写出好作品，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在他看来，事实并非他们形容的那般轻松。他说：“想写好，想实现突破，就总要和文字相互消耗。即使是作品已经完成了，它在作者眼里，还是一个失败品。因为不满足，创作者会在下一部作品，去不断地弥补。”

《余事勿取》，作者魏思孝。/受访者供图

如今，魏思孝已为人夫、为人父。他能明显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更大了，身体也正在走下坡路。不过，好的一点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个人对生活的体悟、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对人性的认知，都在慢慢增强，这也使得他的写作得到了精进。

不久前，女儿和魏思孝讲了班级分享会上的一件事情。课堂上，老师提问：“你们家里谁看书最多？”魏思孝的女儿回答说：“读书多的是爸爸，因为他是个作家。”言语间，女儿透露着一股自豪劲儿。

现在，魏思孝还是和以往一样，只要一有时间，就投身于写作之中，不只是为了赚取稿费，更是一种使命和精神活动。他认同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从古至今，写作者的使命不曾改变。他肩负职责，要将我们种种痛苦惨烈的错误与失败袒露人前，要在我们黑暗、危险的梦境中挖掘疏浚，引入光明，导向进步。”

不过，魏思孝也说，在写作之外，其实他自己和万千中年人一样，都在过着极为正常的世俗生活。柴米油盐，一家老小的起居日用，都是他必须考量的问题。或许，青春时期的叛逆与桀骜，已经无法再从生活中找寻，但他知道，每天下午，他都可以在学校门口，等来那个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