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说的是三条衡量一部电影是否足够平权的依据：一、片中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女性角色；二、她们之间是否互相交谈；三、谈话内容是否与男人无关。用它去过滤我们的电影，会发现能通过贝克德尔测试的电影少得超出预期。我们讨论“女性主义”，影视剧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因为这个行业贴近社会情绪，水冷水暖，他们是先知。
电影人正在觉察社会的微妙变化，并将它安排到电影场景里。他们安排主角打车时遇到女师傅，去医院碰到男护士；去别人家里做客，安排男人系着花围裙在厨房忙活，安排女人喝着啤酒在看球赛；如果主角需要去医院看病，走廊里有人在悲伤，换成男的吧，别总让女性蓬头散发、呼天抢地；去菜市场，逛来逛去买菜的群演全安排的男的，去餐厅吃饭，主角背后，也是让男生和男生约会，女生和女生约会。他们安排一个出轨的女人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安排一个男人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的”。
甚至，安排女主角自慰。国产院线电影中最近一次明显表现女性自慰的场景，大概是《送我上青云》。2019年上映，姚晨主演，导演兼编剧是1985年出生的腾丛丛。姚晨扮演的盛男是位记者，父母亲友上司等人对她的生活全方面施暴，得知自己患上卵巢癌后，她真正行动，包括直视自己的欲望。我记得我当时看片子时，看到自慰这一幕，边上的男观众问了一句，她干吗呢，羊痫风吗？——在男性观众看来，在电影院里目睹女性自慰画面这样的事属于前无古人。假如用女性主义思想来分析，这意味着她不再是欲望的客体，而成了欲望的主体。再说了，前面还有一场女主角毫不尽兴的床戏，床戏之前，那个男人还自吹了一通性能力。中国女性在影视作品里的面貌，同过去相比，有了明显不同。一方面，是女性创作者在一个接一个地做“小型实验”，一句台词，一个场景，有时也是为了试探观众的反应；另一方面，观众碰到刻意物化女性的角色，确实也会立刻表达不满。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2021年春节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中找到反例。男主角们需要躲在裹尸袋里逃出医院，为此，一位活生生的女护士，被搞晕后弄进裹尸袋，作为调包。这位没有面目的女性，恰好也被她的医生带下楼，之后剧情安排她在电梯里，被七八个大男人，毒打一顿。以殴打女性作为（自以为）搞笑素材的来源，即便以最保守的女性主义观点去看，仍然是极为冒犯的。很多影评针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在电影业这个男性主宰的场域里，更多女性编剧、女性导演、女性制片，意味着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比如《我的姐姐》，游晓颖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后，好几年都无人问津，编剧自己也觉得，故事讲起来十分平淡，它早期的命运是在预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的是，剧本遇到了制作人尹露。尹露说她看到这剧本后“非常天然地被打动了”，剧本里面的姑妈，令她立刻想到她婆婆，也是家里面的老大，一辈子都在牺牲，“两代人，两个姐姐，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产生的共鸣”。
表现女性困境的作品，也会遭遇男性从业者的质疑。编剧秦海燕从业十多年，曾创作《找到你》等作品，两年前她也是第一次做导演，执导了自己的剧本《我经过风暴》，讲的是一位职业女性在婚姻中经历严重家暴的故事，这部预计今年上映的电影，大约也将成为少有的一部正面书写家暴的商业片。秦海燕听制作人说，有一回就有发行方的行业大佬在试映时中途离场，还表态说：“你们怎么会拍这种片子？！”也听到过看片会中男性观众评论说：“这女的天天晚上喝酒不着家，可不就该打吗。”但所谓女性题材的作品，又有多种面向。前几年“大女主”剧曾非常流行，一个女人从底层逆袭，事业爱情双丰收，这样的主角从前一直是男性，现在换女性了，似乎是种进步，而且女性形象也一改柔弱，以强悍示人。但就像戴锦华所说，这些作品里面，“女主人公的生命逻辑，统治逻辑，战而胜之的逻辑，基本上是对男性逻辑的复制，是一个女帝，女性主导者，跟男帝、男主管，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真义，因为它们并没有展现女性现实。换句话说，影视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一旦有失忠贞，大概率会被观众唾骂。为了守住女主角的贞操，影视工作者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近几年极具代表性的要数2022年夏天上线的《梦华录》。它的故事改编自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红尘》，女主角赵盼儿的职业是妓女，原著讲的是这位侠义果敢的青楼女子，利用风尘手段，解救同行宋引章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却把赵盼儿塑造成了一位从未失过身的“清洁女子”，即便出身青楼，即便同赶考书生订了婚，也要暗示后来的男朋友，自己还是清白之身。清白之身？邵艺辉偏偏要在她的《爱情神话》里，安排蓓蓓（男主角老白的前妻）出轨，不仅安排她出轨，还要安排她跟老白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此是其一。另一位中年女性格洛瑞亚，也有老公，也安排她跟老白睡了一次。至于马伊俐扮演的李小姐，虽然是个单亲妈妈，却也跟老白约会、睡觉，但并不打算跟他发展长久的关系。相当于，这三个女人，都跟老白发生过关系，但是故事的最后，格洛瑞亚跟李小姐却一起去看话剧，一起喝咖啡，还一起为老白想办的画展找到一个展厅。
别说观众感到耳目一新，老白的扮演者徐峥演这一段前，都有疑惑，他在拍摄现场开玩笑地问，这可能吗？这俩女的可是情敌，还能做朋友吗？如果不想主角被骂，编剧会倾向于设置无伤大雅的缺点，比如“马虎”，或者“数学很差”。出轨也不是不行，但这种性格污点，只能留给反派。毕竟，现在的网友是相当严格的。去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弹幕里都会齐齐出现“出轨”字样。但邵艺辉就很想尝试让女性出轨，并且希望观众仍然觉得她可爱。她希望寻找到的观众，是那些能接受人物复杂性的同类。电影上映后，从评论看，三个女性角色广受好评，年轻观众说她们洒脱且有个性，是她们“40岁后想要活成的样子”。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厌一位“出轨的妻子”，观众不傻，能捕捉到“非圣女”的可爱之处。就像《梦华录》不顾宋朝风气和原著的女性独立精神，强行设置的“双洁”（即男女主角相遇前没有过性体验），反而被很多人唾弃。每个喜欢《爱情神话》的人几乎都会谈起的一场戏，发生在老白家中。那天晚上，很意外地，三女二男在老白家里坐了下来，喝起了酒（还有一个男的叫老乌，未婚，自称交过的女朋友是一个“小联合国”）。话题是从“野猫”引起的，格洛瑞亚说自己是野猫，就爱吃剩饭（意思是喜欢老白），中年男女你一句我一句，演变成一场“什么是完整女人”的机锋辩论。蓓蓓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有小孩是不完整的”，李小姐不服，反驳说“那我觉得一个女人一辈子没甩脱过一百个男人是不完整的”，最后的定场还是老白，当老乌评价说，三个女人在造反了，他把话接过去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的”。
当社会想要借“完整女人”的教条规训女性，她们俏皮而自然地反驳了，这场戏成为一段出色的女性宣言，且没有说教意味。邵艺辉说，“老白就是我”，她是用自己的大脑和价值观在写老白，所以这个男人展现出来的优点是尊重女性，支持女性。同时，面对三个女人反而将他一个男的倒置在欲望客体的角色上，老白显得十分坦然。这些都是《爱情神话》让很多女性观众会心一笑的地方，也是那种“只有女性才写得出来的东西”。邵艺辉想写可爱的人，所以把老白塑造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但一个故事里，多少都有点“坏人”，起码得有点相对反面的角色承担戏剧冲突。她以前接过几次剧本项目的工作，碰到的难题在于，一旦需要写“女人就该结婚生子”这样的台词，她就写不下去，编剧朋友就跟她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写出来的戏不好看。”到了《爱情神话》，她把冲突安排在老乌身上。所以老乌就会讲一些听上去挺有“厌女”意味的台词，比如说评价格洛瑞亚是“老菜皮，空虚”，又说跟李小姐搭上，那就是“湿手甩面粉，甩不脱”。不过邵艺辉也没由得老乌肆意妄为，后面又安排老白跟他吵架，说老乌根本不认识人家女孩子，有什么道理这样乱说。女性主义表达，创作者究竟是描摹现实，还是浪漫化，去写鼓舞人心的形象，两种答案都有，但是前者很容易遭遇现实困境，这种困境恰好也是女性主义在东亚社会遭遇的阻碍，既得利益者会下意识地抵挡这股潮流。
2016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出版，成为现象级畅销书，售出100万册，两年后上映的同名电影，也获了很多奖。无论是书还是电影，都在韩国社会激起了极大反响，但这些反馈里最值得玩味的，是一些激烈的反对声，包括女团成员因为在读这本书被网暴，扮演金智英的郑裕美，一天之内就在她的个人Instagram账号上收到上千条恶毒留言，等等。还有男性观众跑去给电影打低分，某个阶段，电影获得的男性观众得分是1.7分，而女性观众的打分超过9分。这个分差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男性很难理解女性的困境。以我女性的视角去看金智英的故事，会觉得它的故事极普通，甚至可以说平淡。不过就是讲了金智英从小到大遭受过的委屈。这些委屈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无非是小时候爸爸重男轻女，只给弟弟带礼物，奶奶也只疼男孙，智英小时候偷吃奶粉，被奶奶发现后打得奶粉从鼻子喷出；工作后，明明更优秀，升职机会却给了能力平平的男同事；结婚后，丈夫嘴上说会帮忙带孩子，到最后育儿和家务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里如何长大。到金智英因为压力而精神分裂，整个人生进程中甚至没有出现过极端男性，最接近粗暴伤害的一次，是公司女卫生间发生的偷拍事件。就像金智英这个大众化的名字一样，她的经历在她那一代韩国女性集体当中堪称平平无奇，原著作者和电影导演，甚至并没有特别将矛头对准韩国男人。但谁都能看出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损害智英，使她窒息，这大概也是（部分）韩国男人忍不住跳脚、发出激烈反对声的原因吧。
在我们中国，创作者也有同样的担忧，甚至正面临更复杂的情境，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贴上“挑起男女对立”的标签，也可能辜负一些希望影视作品能为女性主义出力的强烈期许。这使得创作者在女性表达的倾向与平衡之间，需要微妙地把握平衡。秦海燕在拍《我经过风暴》时，意识到一件事，她发现大家有时很难真正理解人性的恶，无论是摄影还是表演，都本能地试图从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为这个实施家暴的男人找寻一些作恶的缘由。电影监制看过之后告诉秦海燕，要当心，观众看了有可能还会共情这个施暴者。2021年上映的《我的姐姐》，其结局引起过争议。女主角安然的父母为了获得二孩准生证，强迫她在计生工作人员面前假装瘸子，成年后，安然当了一名护士，梦想是去北京。意外发生了，父母因为车祸去世，随后，所有人都道德绑架她，认为她应该抚养弟弟长大。安然最初抵触与反感，逐渐被弟弟的可爱打动，送到领养家庭的弟弟，在最后一刻又被她带出门。很多观众因此接受不了这个结局，主要是因为，如果年轻一代的姐姐，仍然走姑妈自我牺牲的老路，那么女性困境、时代遗留问题，全部没有得到解决，年轻的姐姐，依然被所谓的亲情束缚，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
大量对电影表达失望的评论，反映的是女性冲破时代限制的期许，观众希望姐姐能摆脱姐姐处境，摆脱女性的处境，重男轻女家庭里女性所受的痛苦，应当被承认和颠覆。这些声音，或许正是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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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