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分手师，不仅解决情感纠纷

在当今商品化的世界，结束一段感情的心理压力，促使人际交往困难的人们做出了新的选择。比如在日本，“告别店”和“职业分手师”都是真实的存在。

电影《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剧照

一桩奇异的谋杀案

2009年4月13日，当警方到达位于东京中野区的一间公寓时，32岁的五十畑理惠平躺在地板上，脖子上有勒痕，已经死亡。当日天还未亮时，警方收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声称自己在前一天晚上11点左右杀死了女友，也就是五十畑理惠。

次年12月15日，31岁的桑原武志因谋杀情人五十畑理惠被判处17年监禁。引发世界关注的并不是这场悲剧本身，而是因为桑原武志是一位“职业分手师”，他是被五十畑理惠的丈夫雇来破坏自己婚姻的。

案件发生两年前，在东京丰岛区一家从事分手业务的“告别店”（Wakaresaseya）工作的桑原，受理了五十畑理惠丈夫的申请，要求他勾引自己的妻子，并留下妻子的出轨证据，以便说服家庭法院能够在离婚诉讼中将5岁儿子的抚养权交给他。

桑原搜集并观察了一段时间五十畑理惠的生活习惯，然后扮作一个健谈的陌生人，在东京北部枥木县的超市走近了这位32岁的母亲，带着灿烂的微笑搭讪道：“打扰一下，请问这附近有卖美味奶酪蛋糕的商店吗？”桑原介绍自己是在IT行业工作的商务人士，得益于他那戴着眼镜、充满书呆子气的外表，以及提前预演过的种种话题，两人一见如故。

不久后，桑原和五十畑发展成为恋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某天当这对情人在进入一家按小时出租的“爱情旅馆”时，一名事务所的同事偷拍了他们的照片。五十畑的丈夫便以此作为证据，于2007年11月以妻子不忠为由提出了离婚。然而这时，桑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真的和五十畑理惠相爱了。

桑原隐瞒了自己有妻子和孩子以及职业的事实，与五十畑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建立了第二个家。当2009年4月五十畑发现真相后，两人大吵了一架，她宣布要离开桑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打斗，最后桑原用一根绳子勒死了五十畑，并在当天夜里选择向警方自首。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份工作。”他在法庭上说，“但我后来真的爱上了她。我撒了一个又一个谎，怕她会恨我。我被逼到了墙角。我仍然爱她。”当法庭上桑原面对死者的家人鞠躬忏悔时，五十畑理惠的父亲大声说道：“我恨你！在我的余生中，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被告，也永远不会原谅雇他的我女儿的前夫，或者‘职业分手师’的生意本身……这不仅毁了我女儿的生活，也毁了我外孙和我的生活。”五十畑理惠的前夫虽然没有参与后来的谋杀，但也受到了牵连和处罚，因为是他最初雇用了桑原的服务。

日剧《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讲述了婚姻失败的便利屋老板多田启介，遇到了拥有同样失败婚姻经历的行天春彦，不知不觉成为合作伙伴，并一同开始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帮助的故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侦探小说的内容，但在日本，“告别店”和“职业分手师”都是真实的存在。

“告别店”的服务对象一部分是想要离婚的富有客户。因为在日本，想要离婚的一方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有理由离婚，常见的理由包括：要求离婚的一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的配偶没有支付标准生活费用，或者配偶有了外遇。对于许多想要离婚，但又知道伴侣永远不会同意的日本富人来说，“告别店”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如果他们能获得配偶外遇的证据，或者配偶能够爱上别人，离婚之路就为他们敞开了。

不过，也有很多客户是为了试图结束他们配偶与别人的婚外恋情。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将有好几位职业分手师的加入，他们都需要扮演特定的角色。一位分手师会努力接近目标，和TA成为朋友，另一位分手师将和目标情人成为朋友。初次见面通常被安排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便利店。他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引诱两人的关系结束，这所需要的常常只是瞬时的软弱，然后被隐藏的摄像机捕捉到。如果诱惑不起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策略，比如目标可能会被引诱进入虚假的商业交易，背负沉重的金融债务，甚至会被假冒的暴徒上门催债。分手师基本上会尽一切努力完成工作。

如果目标是女人，通常相较男人会更加谨慎，这个过程就会花费更长时间，像日媒曾经报道的一样，“尽管他们已经是中年人，但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爱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从不觉得可疑”。

对于“告别店”，受理案件的成本是一个要考虑时间和复杂性的综合问题。初次会面可能需要收取1万日元（约人民币600元），但平均一次工作往往需要3个月，费用很容易增加。据悉，留住一名分手师的费用在50万至160万日元（约人民币3万至9.8万元）之间，特殊案件需要的费用更多，同时成功完成任务后往往还可以获得25万至80万日元的额外奖金。然而，尽管成本很高，但需求似乎并不缺乏，客户往往不仅是已婚夫妇，许多单身人士也会前来咨询。

不过高昂费用的背后是极高的成功率，成功率通常在90%至95%，虽然很少有告别店能够提供公开的数据真正证明自己的有效性，但这些职业分手师对实现目标的坚持极具传奇性。从跟踪目标、研究目标的日常生活以更好地增加他们成功的机会，到如何克服目标带来的困难压力，告别店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他们的任务。

一些告别店甚至会收取额外的费用，提供些“售后服务”。这包括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如何让自己对配偶更有吸引力，或者做一些不甚光彩的事情，比如在街区散布谣言，让邻居们觉得客户很有吸引力，从而重燃配偶的兴趣。

这个职业在2001年富士电视台播出同名电视剧之前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在那之后，需求开始迅速上升，一些告别店的年收入据说达到数亿日元。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和这份工作“007”式的魅力，使得招募职业分手师变得容易。这些职业分手师的背景非常多元化，比较常见的有不出名的模特、演员，还有一些是厌倦了朝九晚五生活的医生、护士和律师，成功的候选人将接受表演、法律和武术方面的训练。

桑原武志的谋杀案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令告别店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监管。这起案件促使日本告别店行业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开展这类工作的机构需要获得相应的许可证，以及对这类服务的广告也进行了限制。但不得不承认，案件后的那几年，公众变得更加谨慎，网络业务也难以开展，那时人们以为告别店几乎要被淘汰了。

然而十年后，告别店和职业分手师再次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一项统计表明，如今至少有270家这样的“机构”在网上为客户提供服务。即便告别店在日本拥有广泛的市场，但这种做法本身被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并不光彩，所以当告别店引发一些纠纷后，很少有人会选择公之于众。

但面对公众的道德谴责，许多告别店却坚持自己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情。他们声称自己在没有彻底弄清客户的动机之前，不会受理任何申请：他们为什么要结束婚姻？他们知道配偶有外遇多久了？他们的伴侣为什么要找情妇？分手师们甚至会采访客户的邻居，看看他们之前的生活有多认真、幸福。一位业内人士解释道：“在这一切背后，你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亲自处理此类问题，想把它委托给外人。”

无法处理沟通问题的现代人

近年来，英国作家索菲娅·斯科特（Sophia Scott）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这种奇怪的离婚形式，特别是在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之后。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因此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与了英日法律协会。据斯科特说，这是一种不会与所爱之人发生冲突，并能摆脱所处困境的方法。

鉴于挽回面子和避免冲突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东京立教大学精神医学教授町沢静夫指出，遇上纠纷人们通常会选择以中间人来协助调解。“中间人在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然而随着社会转变，许多中间人都不见了。因此，商业付费服务的兴起似乎填补了这个空缺。”

除帮助分手外，日本还存在着提供复合型服务的“便利屋”（Benriya），能够帮助客户从各种各样棘手的局面中解救出来。除了职业分手师，这些中间人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扮演临时男女朋友、临时家人，包括丈夫、爸爸、女儿等服务。

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指导的《瑞普·凡·温克尔的新娘》，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窥便利屋服务的机会。大学毕业后，立志成为教师却一直无法获得正式职位的皆川七海，在网络上认识了同为教师的鹤冈铁也，两人匆匆步入婚姻。没有什么朋友的七海，为了不让婚礼显得寒碜，通过便利屋的安室行舛雇用了一帮陌生人假扮自己的亲朋好友。婚后不久，遭到丈夫冷落的七海，自己也落入了某种陷阱之中，另有人通过安排便利屋工作人员虚构了丈夫的出轨，假扮成不存在情人的男友，令七海被抓住和陌生男人在酒店共处的证据，被迫和丈夫离婚。离婚后的七海，也开始从事便利屋的工作，假扮亲友参加别人的婚礼赚钱……

2019年，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拍摄了一部名为《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的电影，更深入地探讨了便利屋的现实背景。石井裕一是私人便利屋“家庭罗曼史”的创办人。12年前，一位单身母亲因为4岁的儿子无法被心仪的学校录取，请求石井裕一扮演自己的丈夫出席入学面试，这促使石井裕一萌生了从事“便利屋”的念头。直到故事开始时，他的公司已经拥有2000多名替身雇员。

故事的开场，石井裕一正在路边等待12岁的少女千寻，他受千寻母亲的雇用扮演她素未谋面的父亲。作为千寻的“父亲”，石井裕一陪伴在她身边，听她倾诉烦恼，陪她聊天，两人一起出游，拍大头贴，看小动物，参加花火大会，就像真正亲密的父女一样。在深入这段关系后，石井裕一对千寻也开始产生类似家人的真实情感，他在“越界”的边缘不断动摇且犹疑不决。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所谓真实的意义。陪伴在身边的人可能是假的，但就像这雇来的幸福，生命中的美好又有几分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展现人类孤独的最好样本。

虽然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现代“便利屋”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富裕的日本阶层会花钱请人来处理生活中的小烦恼，但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志愿消防员会在火灾期间为人们提供一些稀奇古怪的零活服务。

客户往往会向便利屋展示自己不愿向朋友或家人透露的一面，部分原因是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更自在。在日本义理社会的传统习惯下，对于为自己提供过帮助的人，通常都要给予回报，这样的回报可能持续很久甚至一生。付费服务，即使很贵，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对于部分人而言都更能接受。

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催生了商机。东京便利屋Super Benriya Plus的负责人士贵裕纪（Yuki Sekine）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随着社会的快速老龄化，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人帮他们换灯泡。”他曾带老人去医院，帮助他们购物，并为那些因为女护士而感到尴尬的老人换尿布。另一些便利屋从业人员则更多地提供些陪伴服务，比如陪在一位孤独生活、饱受焦虑折磨的老年妇女身边等待她入睡，或者与单身人士一起出去吃饭或者约会。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玄田有史（Yuji Genda）教授认为，一个普遍原因是缺乏沟通技能。这背后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玄田有史将部分原因归因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泡沫经济破裂的时期，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遭到破坏，这致使国内的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这个年代出生的许多人，现在即使到了三四十岁，很多也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也没有钱去社交。再加上由此加重的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使得父母常常与孩子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深深的相互依赖，更加导致年轻一代与外界沟通障碍的进一步加深。他们不再轻易与他人建立联系，而且变得越来越封闭。实际上，玄田有史非常担心，父母去世后，这些孩子们将会完全陷入孤独的处境中。

并且，由于日本的产业结构正在从制造业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型工作，沟通技巧在面试和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对拥有这样的沟通技巧感到压力很大，又导致更多人陷入失业的状态中，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失业白领进入该领域，因为该领域的门槛较低，不需要特殊技能。

玄田有史教授创造了SNEP（单身无业人士）这个词，指的是“没有结婚也没有从事研究，通常完全独自一人，或者除了家人不跟别人待在一起的人”。他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隐蔽青年”（Hikikomori），“隐蔽青年”又叫作“家里蹲”，是日本对长时间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的一种称呼。

许多家长和非营利组织都在寻求解决青年社会孤立的问题。玄田有史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利用绝望的家长，对SNEP人群实施斯巴达式的措施，“强化”他们“脆弱的”心智。日本曾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为了解决子女社会孤立的问题，父母把他们送到一艘游艇上工作，但由于船长太过暴力，最终导致一人死亡。玄田有史认为，绝望的家庭可能更容易被勒索，而且无法区分服务的好坏。

因为发布一系列针对性的文章，玄田有史常常会收到许多家庭的来信。这些来信表示，当他们发现原本以为是自己家庭特有的问题实际上是普遍的，让他们感到宽慰。玄田有史认为与此相关的青年失业、沟通压力和社会孤立问题，尽管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现象。

实际上，继日本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涌现像告别店、便利屋这样的中介机构。台湾地区出现了与日本非常类似的职业分手师。欧美国家也开始涌现分手商店之类的网络中介机构，如10美元的短信、30美元的定制信件、99美元搬离前任住所的所有物流服务，以及其他各种价位和类型的心理咨询与陪伴。2007年8月，“分手代理”成为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就像玄田有史强调的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类人，不能责怪这些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成为SN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