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范薇）

2015年夏天，21岁的吴谢宇开始了逃亡生涯。到2019年4月被公安机关抓获，他逃亡了将近四年。

说起这四年的经历，吴谢宇把它描述得像参加了一场漫长的夏令营：“我第一次自己考虑去哪里，学会比较路线和路费。我第一次自己挑衣服、套被套、洗衣服、搞卫生。我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学会和房东谈价格。我第一次自己做饭，学会怎么买菜、切肉、炒鸡蛋、洗碗。”

比较起来，他之前的生活，“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而“逃亡中我无法再自我封闭，只能投身真实生活”。

1994年出生的吴谢宇，被父母寄予了经济高速发展下出生的一代人的期望。妈妈谢天琴和爸爸吴志坚都是1967年出生的人，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开始了一路向上的人生。他们的童年各自有着深刻的不幸，在福州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再重蹈他们的人生覆辙，只用一心一意念好书。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他们人生获得重大转变的现实，也是他们对孩子的最大信念。

敏感而聪明的吴谢宇，本能地满足着父母深切的期望。用他的话说，他很快摸清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只要考第一，万事大吉。”父母都是莆田仙游人，在家说方言，他听不懂。他想学，但父母说，大人的事孩子别管，还是学好普通话。大姑、小姨的孩子，是他每次回老家时的玩伴，但这些孩子成绩不好，妈妈让他不要和他们玩。

吴谢宇几乎没有同龄人朋友，也不用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谢天琴是个无微不至的妈妈，她对外人冷淡，但是对丈夫、孩子的情感浓度特别高。她在谈恋爱期间写给吴志坚的信里，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的价值，就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在和吴志坚结婚后的早期，她会因为出差的吴志坚电话不够多、写信不勤奋而数次表示伤心、活不下去，频率非常高。“盼望了两天，盼来的却是不回来的电话……如此下去，我不知我能否活着见到你”，“志坚，你好残忍，说好来电话的，我等了一天都不来，要将泪水为你流干，现在我心中悲痛异常，思来想去，你的变化为何如此巨大……上帝，我该何去何从，现在一下子又坠入万丈深渊了”。

非常缺乏安全感的谢天琴，急切地盼望着新生命，“我非常迫切地想给你一个礼物——孩子”。吴谢宇带着期盼来到人世，他不用忍受父母小时候的物资匮乏，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没有多少人际交往。父母也为他排除了学习之外的一切“干扰”。所以他说自己在21岁之前，“对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从一个年级到一个更高的年级，从一个学校到一个更高的学校，从一个课本到另一个课本，从一场考试到另一场考试”。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给了他极大的自信，他成为所有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非常享受这种待遇，他说自己就好似“舞台上的主角、小说里的主人公”。即使偶尔违反纪律，老师们对他也是疼爱有加，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区别于“普通人”。在他被捕后的自述里，他说他认为校规校纪只是约束“普通学生”的，而法律是“学校外边的事情，自己不用考虑”。他觉得自己学习上这么有天赋，看问题比别人深，所以他总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根本问题、本质问题”。

他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想法，即使是对爸爸妈妈。妈妈谢天琴在他看来，具备了一切女性的美德，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照顾爸爸这只“大病猫”，也要为从小体弱的他这只“小病猫”操心。妈妈会因为照顾他们而“饿得前胸贴后背”，把自己弄得很累，“她总是把自己压到最低、放到最后，全是为了别人”。吴志坚的公司离家远，他早出晚归，喜欢和朋友相处，还要为在农村的一大家子操心。对于谢天琴高强度的情感需求，他不太容易去满足。而儿子的出生，给了吴志坚情感上的喘息，儿子成了谢天琴最大的寄托。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妈妈贤惠而深情，无微不至，但也忍不住充满抱怨；爸爸不愿意面对冲突，温和而退让。孩子与妈妈越绑越紧。

吴谢宇特别强调，他从小就非常黏妈妈，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让妈妈开心、让妈妈为自己骄傲。谢天琴童年不幸，她靠高考、结婚、生子，一步步走向看上去幸福的人生。但是丈夫吴志坚的肝病越来越重，43岁时英年早逝，谢天琴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命不好的隐痛，再次被狠狠刺激。丈夫死后的一两年里，她非常频繁地给已经去世的吴志坚写信：“（我）是失败的，抓不住爱情，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无能为力。做人，我也是失败的，知音何在？朋友在哪？可怜的几个电话都是有关工作的，四十好几的人了，仍是中级职称，无法见人。”“志坚，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没有你的支持，我真的无法正常做事。”

这时16岁的吴谢宇，看着痛苦的妈妈，心中不自觉地希望自己能够反过来照顾她。但生活中的事情，仍然是事无巨细地由妈妈操心，他每次出门都跟在妈妈身后，去银行、超市、公园，都是被妈妈领着。即使读高中了，“我太依赖妈妈，很怕一个人出门”。

除了一家人的小世界之外，吴谢宇没有真实地与人交往过。但是他说自己从小极端地在意别人的看法，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他很知道做表面功夫，知道怎么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整个社会的“唯分数论”，使他抓住学习就抓住一切。我们采访的吴谢宇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父母的朋友等，对他基本都是夸赞。除了少数同龄人，会觉得他特别自律的背后，似乎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吴谢宇在自述材料里，说他回老家就是“嘴甜”，和大人们打完招呼，埋头看书做题。大家都表扬他很乖，学习这么自觉。在学校里，老师们喜欢他，同学因为他分数领先而崇拜地封他为“宇神”。他从来不认为需要真的与同学交往，只要大家做同一套考题，他眼里看到的，就是竞争不过他的“普通人”，他不需要去关注这些人。

但是在自傲的同时，吴谢宇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没有主见的，他总是在观察别人，快速琢磨怎么取悦别人。他缺乏真正的辨识力，觉得“书上写的、电视上播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否则怎么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哪怕是考试第一，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别人如果愿意像他那样苦学，是很容易赶上他的。

吴谢宇其实很早就感受到，他“只是一台会考试的机器”。当以一台机器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发现情感是多余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动用意志力来强压情感。而他一直沉浸于小说和影视，这些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的虚幻世界，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虚幻的世界，不用他真的付出什么。

2015年开始了逃亡之旅，吴谢宇突然发现，他之前对这世界的真实感知少得可怜。他知道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弑母，所以努力忘记自己是谁、干了什么。而他经历的真实世界，让他发现，“我过去所以为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课本里、小说里、影视里对这个世界的描绘。说直白点，我以为我看过‘这个世界’，其实我只不过是看过了‘世界地图’、看过了其他人走过看过这世界后写的‘游记’而已”。

从小被安排好的生活，使他被抽离了情感，抽离了为生活大笑、哀叹、痛苦、甜蜜的机会。他说逃亡后，他终于“真正去经历爸爸妈妈曾经经历过的所有喜怒哀乐”，哪怕逃亡的生活只是真实生活中的沧海一粟，那也已经“无穷尽的丰富、无穷尽的复杂、无穷尽的未知、无穷尽的精彩”。他说他感受到“心中头一遭，有了热情、生机与活力……原来生活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但伴随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可怕更深刻的痛苦，他想着：“要是我能让我妈妈也一起，感受到我心中这全新的一切，该多好啊！”

为什么要杀害妈妈呢？在北大经历的大学三年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吴谢宇提到大学，最深的感受，就是“再也考不了第一了”。即使在北大经济学系34个人当中，他的成绩是第二名，也让他觉得世界坍塌了。在自述材料中吴谢宇写道，考不了第一，他对于妈妈就没有价值，妈妈再也不以他为骄傲了，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

大学时期本来是一个人走向更大的舞台、与全国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发生各种碰撞的岁月。而像吴谢宇这样看上去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却走不出家庭的世界。大学是进入社会的预演，吴谢宇在北大碰到各个维度优秀的同龄人，他感受到很深的挫败感。考不了第一，只是最外显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学早已不是80年代谢天琴体会的大学，谢天琴的老师说，那时候“大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学生们朴素而自信，家长们也很满意。但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同一个大学的学生，带着的家庭视野和资源，已经天差地别。

当考分不再是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当谁都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一个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内在价值。而吴谢宇的自我并未建立。当他在高中是学霸的时候，他表现出对同学的热情，大家都接受。可大学里他不再是中心，他从没学会怎么与人交心，他那种非常表面化的热情，同学显得很不在乎。他想融入，却不得其法。他想开口求助，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他过去都是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同龄人。

只有妈妈最在乎他，妈妈最重要。当一个人被外部世界打击时，很容易回到的情感资源，还是自己的父母。但妈妈总是哀叹她不想活，她说自己熬着，只是在等吴谢宇读完书。

总是与妈妈的情感紧紧捆绑的吴谢宇，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该怎么在真实生活里爱一个人。他说妈妈“没有亲情、爱情和友情”，实际上也在说自己。他说自己“无比强烈地渴望着去爱与被爱”。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书信日记里的谢天琴。他过去以第一名的姿态，极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于要杀妈妈这件事情，他竟然也坚信自己的判断，用一大堆大学里的经济学的推导方式，还有“理性人假设”等各种概念，为自己找一种合理性。可是他自己内心即将释放的极度的恶，已经严重偏离正常人性，他却没有察觉。

吴谢宇表现出一种分裂，他拥有非常多的知识，总是快速抓住学习的实质；但是对于人生最根本的如何做人、如何遵纪守法这些基本观念，他并没有建立。

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开庭后，他在2021年4月给合议庭写的材料里说——当时想的是，爱一个人要为她做别人做不到的。他觉得如果自己像普通人一样，看重道德、法律、良知、前程，那就说明自己对妈妈的爱不够。他要像影视作品里那样，他幻想着“一次性、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地为爱的人做一件最大、最重要、最‘决定性’的事情，就是对她最深的爱、为她负最大的责任”。哪怕用极端的方式，吴谢宇也要将自己区别于普通人。

他说，过去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学校，在哪里都有妈妈带着，他什么都不用想，跟在妈妈后边就好。而这次，他要做那个带领者，他要带妈妈“回家”。

对于弑母的原因，吴谢宇在不同阶段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从一审开庭时强调“妈妈想死，我来帮助她”，到一审被判死刑后，“事实上，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去做，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再到二审开庭时，他提道：“我既要保全我的母亲，但又没办法解释这么好的母亲，为什么会教出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所以我就制造出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如果放在现在，我可以去化解，但在那时，我就不能做到。”这些他的自我辩解，究竟什么更接近真实，外人很难知晓。

在这桩人伦惨案的背后，人性深渊中那将人吞噬的恶，打倒了一切。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和2023年这个案件的不同节点中，我们的不同记者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它既是一起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桩让人痛惜的家庭悲剧。它也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种典型家庭特征，正如吴志坚的朋友张力文向我们感慨的，法律有一个判决之外，我们的社会该怎么理解这起悲剧呢？吴家和谢家早年为吃饱饭而挣扎，然后是他们作为60年代末的人吃苦考上大学，有了城市户口，找了公家单位，紧接着结婚生子、分到福利房、买了车。这是一个个农村出来的家庭在城市里立住脚的经历，也是一个个中国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愿望。张力文问我们：“中国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吗？吴谢宇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走到了我们不曾到达的远方。到底是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