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的可能性

在二高表演的田野与现场，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总是被砸得稀烂，好像只要观察与思考一道闯入生活，艺术就发生了。

二高表演艺术总监何其沃

到城市外边去

从繁华的广州老城区出发，辗转登上地铁二号线，途经海珠广场、纪念堂、三元里、白云文化广场等新旧城市地标，到黄边站下车，走上街道，广州仿佛没有存在过，周边的生活节奏突然慢了下来，眼前是一幅特征模糊的南方小镇景象。

2020年12月24日，平安夜下午3点，黄边村中和里2巷4号101，独立创作团体二高表演的驻地项目《二高表演EA店》拉开帷幕。这是第五届时代美术馆社区艺术节隐形剧场周的委约作品，艺术家用开一家快闪舞蹈室的方式进入社区，真实地生活10天，继而思考艺术与社区的关系。

EA即Ephemeral Art（瞬时艺术），词源希腊语ephemeros，意为“仅持续一天”。当代瞬时艺术作品将原意中的时间边界拓宽，保留了时间短、不易保存的特质。作为近年在国内外当代艺术领域颇为活跃的表演团体，二高表演再次选择了非常规路径，探索他们持续关注的城市边缘社区议题。

黄边村是广州很具规模的城中村，村民以龙姓为主。过了村口牌坊，城市地图就失去了毛细血管般的触角，手机屏幕上不存在的凉茶店、小卖部、水果摊等商铺散在村中的各个巷子里。我按照约定，和其他前来参加“开业典礼”的宾客一起，聚集在村中惯常的集合点观护龙公祠前，等人来接。

二高表演的艺术总监何其沃与其他几位舞者搬着开业要用的道具来到祠堂，简短地与我们打过招呼后，先从包里拿出一叠传单，一边讲解，一边分发给坐在祠堂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传单设计得务实，类似于村镇奶茶店或健身房的开业单页，正面是高频出现在老式挂历上的山水画和郁金香，中心位置有身穿复古disco服装起舞的舞者照片；背面是红黄配色的宣传信息，“黄边分店开业三重大优惠”：名师舞蹈私教课、名师亲子舞蹈课、大型舞蹈艺术活动，全部免费。

一个多月前，11月2日，二高表演租下中和里一楼的一间民用房，房东告诉他们，这是第一次有人到黄边开舞蹈室。开业那天，房东也作为嘉宾受邀，他精心打理了头发，穿着一件长毛呢大衣，与舞团一起忙前忙后。在何其沃和房东的带领下，我们转进一条仅够两人并排通行的小巷。巷子很昏暗，抬头，眼神可以勉强穿过密密麻麻的晾晒衣物，看到遥远的一线天。舞者们拉开卷帘门，舞蹈室是个大约5平方米的小空间，墙上满满地贴着二高表演海外合作项目的工作照，绽放笑容的国际面孔似乎正无声地向潜在客户力证，传单上的“名师”并非浪得虚名。

二高表演剧场作品《盐焗鹤》剧照

开业仪式依照广州传统的方式进行。剪彩嘉宾一字排开，剪断中心点拴着生菜的红绸，象征“落地生财”。何其沃把这间早就规划好“倒闭”时间的舞蹈室称作“创业”，谈起驻地创作，也总称它为“我们黄边分店”。为了让我相信这一说法的严肃性，他专门认真地向我介绍了过往的两次创业经历。

2014年9月，做舞团的第7年，何其沃用7万元在广州中山一路某个写字楼的夹层里创办了二高表演舞蹈中心，那里混杂着足浴按摩、瑜伽培训和形形色色骗取老人钱财的养生机构。“真的是人鬼蛇神都有，在里面做舞蹈，还蛮有趣的。”2016年9月，有了一些积蓄，何其沃和团队搬到杨箕村，运营起高大敞亮的舞蹈空间。“杨箕社区的爷爷奶奶常带着小朋友们透过落地玻璃窗看我们跳舞，我们也在里面看着他们的衰老与成长。”

从城市中心逐步走向边缘，不是刻意为之。何其沃回忆起第一次来到黄边村的情景。他遇到两个女孩，大约是大学毕业，在小超市门口卖酒。看到舞者们，两人互相使眼色，一个卖力地推销产品，另一个拿起相机拍照。“这个部分让我很触动，我突然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好像很久没有这种对事业、对未来的激情了。我们虽然是做创作的，但现在，大部分创作对于我来说，只是工作而已。”

城郊的社区往往有各自独特的运行法则，外来者无法躲在一个自我孤立的格子间里生活。“比如黄边，我要在这里做舞蹈，可能必须先开一个店，慢慢感受这个地方，舞蹈室的课程也要根据感受来调整。”于是，“二高表演黄边分店”成为了何其沃与社区居民沟通的入口。拿到传单的老人并不感到困惑。黄边房租便宜，1200元/月就能租一套三室一厅，对于村民来说，这群跳舞的人就是来开店的，关门了意味着经营不善，店面倒闭转让。比起“你们跳什么舞”，何其沃被问得更多的问题是：“你们这样做生意，怎么赚钱？”

在黄边驻地创作的10天里，社区居民被拉进隐形艺术场域，无意识地与二高表演构建起一种相互观看的特殊关系。

何其沃观察到，在街上等接单的外卖小哥会跟水果摊老板讨论他们的店，小哥觉得舞蹈室的模式不行，“别人三个月都学不了一支舞，盈利太慢”；文艺汇演结束后，观看表演的大叔会关切地为他们出主意；舞者们交到的最好的朋友叫鸿哥，在内蒙古烤羊馆做厨师，那几天赶上他兄弟过生日，也就请舞者们去蹭了一顿饭……“这就是我觉得EA店最重要的部分。”何其沃说，“它是瞬间的体验，带有好奇和美好。他们需要艺术吗？我需要艺术吗？他们需要广场舞，需要保护这个村，等我们走了，他们未来能有片刻想起舞者们曾经热情地跟他们打过招呼，在他们身边跳了一支舞，无所谓钱，没有功利性，就好了。”

根据早就制定好的“经营计划”，舞蹈室白天开展免费舞蹈教学，晚上去祠堂对面的广场进行文艺汇演、露天影像放映，或跟社区阿姨们的广场舞斗舞。驻地目标不是创作出具体的作品，而是与社区发生联结，记录收获，积累经验。

12月31日，跨年夜。舞团与村里的新朋友们相约在鸿哥的烤羊馆聚餐，零点钟声敲响，大家一起举杯，宣布EA店关门大吉，驻地项目也就同时结束了。那顿饭当然是付钱的，AA制，面对面收款。“友谊长存”。

《二高表演EA店》（二高表演供图）

作为媒介的舞蹈

何其沃生于1985年，广东阳江人，和大多数舞者一样，他的青春期在枯燥的排练厅里度过，19岁，何其沃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香港演艺学院现代舞专业。初到香港，他发现每个人都有英文名，为了融入城市，就也得有一个。“我那时候英文不好，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我看到打火机上有个词叫Ego，就用了。”

Ego来自拉丁文，是英文I（我）的原型，虽然也有褒义的用法，但何其沃更愿意强调它“自负”“自以为是”的意思。“弗洛伊德说的自我，也是Ego。”用粤语读Ego，发音近似于“意高”，再通过读音转为普通话，就是“二高”。“我觉得还挺妙的，艺术表达本身就是追问自我的过程，这是本意，多个语言参与到这个词，经过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加工，最后出来的结果面目全非，很难猜到源头，蛮符合我的艺术观念，后来成立舞团，包括我自己的艺名，就都用二高了。”

2007年，从演艺学院毕业的第二年，二高在广州创办独立创作团体二高表演（EDPG）。“那时候想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用‘表演’而不是‘舞蹈’或‘舞蹈剧场’，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不那么有指向性，以舞蹈作为背景，慢慢延展。”

创团以来，二高表演一直以多元的创作方式阐释中国，特别是广东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议题，除本土之外，足迹遍布德国、荷兰、瑞士、法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作品活跃在艺术节、剧场、公共空间。在国外，二高总是更迫切地关注中国本土的题材。“距离拉远了，看得更真切。”

《二高表演EA店》是二高工作方法的显性体现，“方法还没成型，还在摸索”。实际上，二高从事的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实践正在当代艺术领域日渐兴盛。生于1927年的美国著名艺术家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创造的“偶发艺术”是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先驱，这类艺术形式着重关注动作、过程以及表演者与观众的参与，获得的成果并非作为产品的作品，而是与许多人进行交涉和协作的过程。

2019年，二高受邀赴日本北海道Bethel House进行为期六周的驻地创作，创作目的是用舞蹈的方式柔性地对Bethel House的会员进行心理疗愈。这是一座以“先锋”著称的精神疗养院，“他们不用药物对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会员进行治疗，而是通过有序的时间表、去中心化的集会方式、每个人机会平均的总结发言、定量的劳动、每周的类戏剧环节等形式连接每一位会员”。

面对完全陌生的田野，二高以最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乡愁”作为入口：他带领疗养院会员，相互交流关于家乡的回忆，有80岁的老奶奶热爱迈克尔·杰克逊，有人总回忆起儿时在河边玩耍的情形。“那个项目最后还是要交一个以舞蹈为载体的‘作业’，我在每个人关于故乡山河与食物的梦中，结合音乐在每个人身上引起的感受，构建舞蹈的部分。”在日期间，二高还抽空到东京拜访了坚持与流浪汉一起创作的舞团Sokerissa，发起人Yuuki Aoki受“9·11事件”影响，开始思考舞蹈的本质意义。参与、观察、应用，六周过去，二高觉得自己仿佛也是Bethel House的一个病患，“没有预设边界和结果，过程顺其自然地发生了”。

张典凌（中）参演二高表演实验影像作品《恭喜发财N+》（光 摄/二高表演供图）

二高把他的方法称作“合成现场”，社区、影像、声音、行为、剧场、户外等媒介产生不同种类的素材，他的工作是将素材整合拼贴，创造人造景观。“有观众说我们的作品更像是一个综合材料组成的现场演出，其实就是我渴望做到的。”

没有人会知道累积的素材最终的走向，能否形成作品，全靠运气。这样不紧不慢地做了13年，二高表演做出了思考生命局限的《盐焗鹤》、聚焦文化冲突的《电子莲》、以复古元素探讨身份与性别问题的《来来舞厅》等舞蹈剧场作品。素材与作品的割裂，让二高常常产生魔幻的感觉。“当我们在社区做尝试，譬如广场舞或户外表演，有些人会觉得我们low，接触到的机会通常是去群艺馆表演。但到了剧场里，大家又换了一种态度，完全豪华对待。好像生活和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二高说。

“恭喜发财”

在黄边村街上闲逛，很难不注意到一家声称出售上海精品貂绒羊绒羊毛衫的店。村里的墙面、电线杆、桥栏杆上都贴着这家店的宣传单，也是红黄配色，没有店名，只说门面位于黄边村综合市场大门旁，地址下面写着“选址失误，全场99元”。离开黄边村的时候，二高专门向我推荐这家店，说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选购，老板亲切友好，商品款式繁多。“好艳俗，我好喜欢，它就是黄边香奈儿。”

艳俗，是自称“土酷男孩”的何其沃对中国式审美特点的总结。

2019年1月，受瑞士文化基金会资助，二高前往瑞士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驻地创作，剧场作品《恭喜发财》在瑞士Rote Fabrik AiR Studio首演。2020年底，由《恭喜发财》发展而来的实验影像作品《恭喜发财N+》在广州黄边村临时露天电影院、太原一碗香羊汤馆、长沙半山艺文空间进行了同步首映。这部集土酷与艳俗于一身的作品是二高近年探索与积累的一份答卷，英国利物浦大学流行音乐研究所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王黔评价说：“改革开放、城市化、新移民、网络技术和新媒体都是社会变革和生活重组的驱动力，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内心要走向远方、要出人头地、要精彩灿烂的诸多欲望。《恭喜发财》在祝福他者的同时也在自我反思和相互询问，究竟成功和幸福是什么？自我与家人之间的纽带在哪里？家和家乡又区别何在？”

舞蹈作品《恭喜发财》的灵感，来自在瑞士期间，二高与父亲的一通电话。

二高的父亲没出过国，家住阳江，最远只去过澳门。“我会每天拍一小段视频发给他，就是瑞士的风景，他看过以后完全不会评价说‘风景很美’，而是反复嘀咕‘太像我们的农村’。”二高镜头下的瑞士有山有湖，没什么人，冬末春初的苏黎世，如果遇上雨雪，确实显得有些萧索。“在我爸的概念里，发达国家的城市应该全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就像香港和上海，于是我就开始思考：代际的认知差异是如何出现的？”

那次驻地恰好赶上中国春节，除夕夜拨通视频电话后，父亲对二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这句话很不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但却饱含直接而朴素的愿景：能赚钱，有存款，可以养活自己，父母才会放心。

“这些年我经济独立了，也会时不时打点小钱给我爸，叫他去喝茶、吃宵夜。”跟大部分极少交流的中国式父子一样，二高关于父亲的记忆中并没有太多温情与体贴，成年后，红包似乎成了增进感情的唯一方式。“后来我开始采访我爸，做了一支独舞，就是《恭喜发财》。除了成长经历，也有广东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发展。”

从瑞士回国，二高决定“由1到N”，发掘更多人的个体经历，尝试将《恭喜发财》反映的代际冲突向外做更深的延展。他召集四位女性舞者，去往湖南省长沙市桃花村，围绕舞者们成长过程中与上一辈人之间的相处故事，创作实验影像作品《恭喜发财N+》。

桃花村像苏黎世一样有山有湖，打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沙市最繁华的闹市区啤酒街，在村中可以随时叫到星巴克的外卖。“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它没有很强的地域属性，可以选择跟现代化产生或是切断联系。自由，但不会散漫。”

《恭喜发财N+》剧照（张璐 摄/二高表演供图）

《恭喜发财N+》的成片具有浓厚的超现实色彩。舞者们穿着印有中国山水和财神像的丝质旗袍，绿眼影、红嘴唇，画面故意追求低技术，质感接近新千年前后的南方民族音乐MV。她们穿梭在未开发的树林和当地村民新建房的院子之间，梦境、回忆、现实扭在一起。影片由四段口述及各自部分的编舞构成。口述中的普通话和方言夹杂着，编舞动作则是对童年时期反复出现的娱乐行为（比如剪纸）、电视流行歌舞、务农动作等做高度抽象化表达。画面中不过是与观众毫不相干的人经历过的平实小事，却都载着代际彼岸相似的乡愁。

张典凌是重庆人，与二高合作多年，是二高表演的驻团编舞。她奶奶是文盲，外婆是知识分子，父母离异时她念小学，只有每年暑假才能去乡下奶奶家玩。片中，在她的口述里，奶奶带她上山挖红薯，从地里刨出来，在自己身上蹭蹭，就递给她吃；去寺里烧香，奶奶说寺庙门口池子里的水吉利，得用带来的杯子舀一杯喝。假期结束，她把在农村的经历告诉外婆，外婆先是关心她有没有拉肚子，又说：“这都是封建迷信，地上的泥捏成的人，怎么能保佑你呢？”

创作周期依然漫长，成立创作组后，四位舞者分头从回忆里挖掘材料，再聚在一起聊天，进行素材筛选。我正想追问更细节的创作过程，二高突然打断我，提起很久以前的一桩趣事：1999年，广州开了第一家麦当劳，父亲趁批发进货的由头，带他去吃。汉堡包太难吃了，酸黄瓜和芝士片足以让从未试过西餐的人反胃，两个人都没吃饱，但他们还是选择花100多元打包足够一大家子人尝个鲜的量，装进旅行包，坐7个小时大巴，带给阳江老家的亲人。广东的气候，无论季节，始终又潮又热，没有空调的大巴车当然让一大袋来自大城市的洋快餐都馊掉了。

讲到这里，话题很快又切换回《恭喜发财N+》，我们没有再继续聊艺术。在二高表演的田野与现场，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总是被砸得稀烂，好像只要观察与思考一道闯入生活，艺术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