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郑在欢：从不想去做一个满嘴理想抱负的文学青年

2021年的最后一天，当人们在商业街或广场等待跨年的时候，作家郑在欢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同进入了胡同里的蓬蒿剧场。在这个隐秘的地方，他要开一场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对于图书的售卖来说，这是一个惯常的流程。以往的这类活动，大多以作家对谈为主，严肃、正经，有时甚至是尴尬。郑在欢对这种固定的形式多少有些抗拒，他觉得，让人感受文本魅力，远比那些解构的内容更有意义，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在一两个小时的谈话里，悟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道理”。

郑在欢新作《今夜通宵杀敌》。/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所以在那晚的活动上，郑在欢也没有和那些来自文学圈的朋友谈论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只是轮番地去阅读新书《今夜通宵杀敌》里的片段，读完之后，再和场下的观众聊着每个人所独有的通宵故事。

其中有一个女孩的分享让郑在欢记忆犹新。女孩说，自己曾经在跨年夜坐火车跑到郑州去见一个心爱的人，但那个人并没有出门见她。那天凌晨，饥肠辘辘的她，吃着从车站附近买来的蛋饼，又买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票。她知道，等抵达的时候，迎接她的将是下一个晨曦。

如果是在小说中，这个故事无疑是俗套的，但当一个真实的人面对面讲述时，故事的质感就变得不再一样。在郑在欢看来，这就是语言在现实语境中的魅力。在这背后，有互动，也有共情，而这些，正是文学所追求的。

2021年12月11日，作家郑在欢与导演王红卫、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一起就他的新书《今夜通宵杀敌》展开了一场对谈。/微博@单向街图书馆

除了与读者交流，郑在欢的小说还联结了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这场跨年秀开始前，他们每天都会在一起排练，他说：“大家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能和我打心眼儿里欣赏的人玩在一起是特别美妙的事情。”

而这些朋友，也让喜欢摇滚乐的郑在欢圆了组乐队、当主唱的梦，起码在那晚，他很尽兴。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哼唱过周杰伦，长时间听过刀郎，也模仿过许巍。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他经常会把磁带的后半截扯出来，录上自己唱的歌。他觉得，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八成都是喜欢文艺的，当时的流行文化也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他说：“其实‘娱乐至死’也挺好的，但前提是高质量的内容。”

“自己写得不爽，小说就没意思了”

郑在欢今年32岁，和同龄作家相比，他的职业生涯是比较长的。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去年年末接续出版的这两本书，其中大多的篇目也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完成的。

写下这些故事那几年，他在北京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他待在出租屋里，床上堆满了书，消磨时间的方式，除了饥不择食似的阅读，就是一天看4部电影，等入睡时，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在郑在欢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当时觉得，长篇作品才能算作一本书，而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才能有出名的机会。

作家郑在欢。/受访者供图

但坚持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无处发表，出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煎熬的日子里，他靠写一些短篇故事来调节自己的心绪。渐渐地，他发觉，好像这种形式的小说也很有魅力。

他写下的第一篇叫《这个世界有鬼》。那段时间，人们都在关注着富士康员工跳楼的社会新闻，郑在欢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一篇与此相关的简短报道。报道里写，三个少年相约去自杀，最后，两个人离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郑在欢以此为原型，写了这篇小说。在写那位幸存者时，他如是写道：“李青出院之后受到了各方关注，记者堵在他的出租屋里，反复问着他同样的问题。他只用一句‘活得太累’敷衍他们。他们给他请了心理医生，面对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只能说自己‘喜欢活着’。”郑在欢说：“我写小说，并不是想把故事讲成那种社会调查，我想追求的是，把一件事儿说得有趣、丰富而有弹性，如果写得太俗，或者我自己写得不爽了，小说就没意思了。”

郑在欢作品《团圆总在离散前》。

等到24岁，郑在欢觉得自己在北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他在那个夏天考虑着，要不干脆回到老家做个农民算了，“与乡邻生活在一起，出门就能互相打招呼”。但等到真正回到故土，他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再适应那样的环境了。他说：“回去的时候，见不到年轻人，每天只能和大妈们、老太太们聊天，每次聊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蚊虫叮咬，生活单调，驻留了5天，他毅然决定，要回到北京。

这次回京，他写了一篇名为《驻马店女孩》的小说。这个短篇故事，也像是他在重新审视自我的身份。他在当中写道：“很多次到达这里，又坐上火车匆匆离开。身为一个驻马店人，我只是驻马店的过客。”写完这篇，他找了一份影视公司的工作。通勤与熬夜，成了他生活里最主要的两件事。在现实的挤压下，小说成了一个忽远忽近的幻梦。

“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绑定在一起的”

对于如今的郑在欢来说，北京是盛放自己躯体与精神生活的地方。但在十几年前，这个城市之于他的意义，只是打工糊口的目的地之一。与媒体口中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90后不同，郑在欢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波折。

他的生母早逝，他由奶奶带大。因为继母不愿支持，他在读完初中一年级之后，就没再接受过学校的教育了。打工，成了他谋生以及逃离的唯一出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追随亲戚到保定的白沟镇生产箱包。每天早上六点到夜里十一二点，他都是在踩缝纫机中度过的。那时，他身边的人，大多与他相似——年龄小的，十五六岁，稍长一点，也不过二十岁出头。难得休息的时候，一群人混混日子，上个网，也就过去了。

真正的好文本是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图·pexels

郑在欢觉得，时间长了，这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又辗转余姚、宁波等地，寻找新的出路。但工作是看不到头的，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也依旧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下班后，有时和同事一起上网、打麻将，有时靠读书来打发时间。

那时流行韩寒和郭敬明的作品，他看了之后，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好像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他开始试着写下自己身边的人的故事，满街晃悠的辍学少年、留守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小孩、溃败的中年人，都成了他书写的对象。写完之后，他发现，快乐好像也多了一点。

2009年，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淘宝店，店面大、生意忙，急需人手。于是，这个朋友联系了他。就这样，郑在欢在海淀的西山脚下当起了淘宝客服。但干了几天他就放弃了，一方面是因为他打字慢，并时常出现错误；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刚开春的北京，风刮得很大，每天坐在工位的时候，他能感觉到脚下的风在乱串。生活里没有什么熟识的人，再加上气候的寒冷，让他觉得自己很凄凉。

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图·pexels

也同样是在这年，他的生活迎来了一线转机，他偶然看到了小说征文比赛的消息，首奖30万元。他用手机打字，投出了一部玄幻小说与一部流浪冒险小说，最后流浪冒险小说得了奖，奖金8000元。写作这部小说时，他认识了第一个文学上的朋友魏思孝。在郑在欢的记忆里，魏思孝戴着发箍，家里摆放着的都是小众出版物——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

19岁的郑在欢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或许可以走写作这条路。在聊天的过程中，魏思孝提到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例子。郑在欢当时有些不屑，他心想，看书就看书呗，咋还追星呢？但后来读到那些代表作的时候，他也就理解了。

不过，在文学上，郑在欢一贯如此，他从不想去做一个苦大仇深、满嘴理想抱负的文学青年，他只希望，自己能写一点儿有意思的东西，至于高尚、崇高的那些追求，最好可以在故事里被消解掉。

很快，他把奖金当作自己写作的启动资金，买了一台电脑，带着一股“莽劲儿”，投身于写小说当中。他格外自信，身边的几个人也都在鼓励他，这更让他觉得，只要能把自己想写的内容落在纸面上，就一定能有所成就。

19岁的郑在欢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或许可以走写作这条路。/图·pexels

结果事与愿违。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参与到一些带着目的性的写作当中，甚至拮据的时候，为了7000多元的稿费，他还想过和几个朋友一块儿攒一本书出来。他说：“现在回看，那些文字的价值，仅仅是赚钱活下去的工具。”在他心里，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绑定在一起的。他再翻阅那些故事时，也时常会回到一段段被别人视作挫折与坎坷的经历里。他觉得，好像也没那么苦，偶尔也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离开故乡，才能重塑自己

2017年，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版。有不少人都通过这本书，认识了郑在欢。媒体、读者、图书编辑也都给他打上了一个个标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都与驻马店这个小城相关。

郑在欢说：“我澄清过无数次，我从来没有一刻钟想过给自己弄一个什么文学故乡，都已经是‘地球村’了，把人局限在同一个地域上，在艺术领域是很偷懒的一件事儿。”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霸权，就好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文学上的靠山，从而获得了独家解释权。

郑在欢作品《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纵观文学的历史，有很多作家都被这样的话语模式框定住了。譬如，提及福克纳，必定会说到约克纳帕塔法；谈论马尔克斯，马孔多这个小城也一定不会缺席……人们往往也就遗忘了，这些作家写过的地方，不只有自己的故乡。

在郑在欢眼里，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他说：“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模式都会受到家庭和故乡的影响。”不久前，他和朋友闲聊，他说自己不喜欢吃奶奶做的面条，因为奶奶给他盛的面很少有汤，“就像个面坨”。但他爱吃的，是面汤多，同时漂着香油和菜叶的那种面。朋友反问他：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突然意识到，奶奶在故乡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她的观念里，面汤是骗人的玩意儿，扎扎实实的才是好的”。

郑在欢说，这就是家乡对一个人的塑造，但离开了那里，我们身上的烙印也就没有那么重了。“无论是小说还是生活，我都希望自己能做个‘地球人’，更大、更开阔，因为只有甩掉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才能重新塑造自己。这应该是一个人的理想。”

在郑在欢眼里，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图·unsplash

而至于为什么还愿意书写故乡，郑在欢的答案是“十几岁时候的生命体验对人的刺激很强”。他说：“涉世未深的人，是敏感的，接触什么都是全新的，虽然整体上是波澜不惊，甚至有些枯燥，但身处其中，会发现，青年时期出格的表达、不顾后果的行动，都是纯粹的、有诗意的，并且值得分享出来。”

当他来到北京之后，他觉得，大家都挺文明的，发于情，止于礼：“没有多少能看清的东西能刺到我，如果我在当中，我或许想要去揭开它，但我要是游走在外面，我也只能是远观，这或许也是我的城市书写少的原因。我的城市生活不够透亮。”